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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事情，原来报备就可以了，在疫情期间改成了审批，就再也改不回去了。比如级别不高的公务人员周末去外省市，比如一些教授学者会见外国人，等等。

有一些规定原本是针对党政官员的，后来扩大到了各国有机构里的在编人员，再后来又扩大到那些机构的非党员和非在编的应聘基层负责人。

还有一些规定是特定时间内的，针对了具体事情，但是事情过去后，规定变成了常设的……

▲防疫政策放开后，社会上开始呼吁重新开放大学校门，但同时有反对声音称这会增加学校的管理成本，增加风险，影响到学生的学习生活。目前支持大学开放校园的声音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但是高校各自的进出校园政策依旧各不相同。

所以传达、学习越来越多，填报的表格和要写的总结报告越来越多，各地政府对社会实施管辖的范围不断扩大，机构内部对人员的管理不断变细……老胡只是举了层层加码的几个简单例子，它们是当前部分情况的缩影。

层层加码表面看是负责任的，其实恰恰是不承担责任、管理者自求安全的表现。因为管的严点，别出事，可批可不批的不批，最符合“求平安”管理者的利益。管得严，即使出了问题，对上也好交代。

然而，像我上边举的那些例子，能出啥事啊？即使“出事”了，绝大多数情况也属于“屁大点事”，根本不值得惊慌。我们的社会需要有基本的承受力，各地各级官员首先不能太脆弱了，要从机制上鼓励担当，把大家的大部分注意力从“确保不出问题”转向开拓创新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