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速递：
1.家庭和社会对大学教育有全面的期待和要求，特别体现在教育质量、社会责任和经济贡献等方面，大学还要平衡各方的利益，然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2.高考在中国有极其特殊的象征性意义，它不简单是教育，实际还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代表我们极其重视子女的教育与发展，而且还隐含了公平公正，这是社会的第一大公平，事实上，高考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我们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高考改变命运。
3.本科教育有两大主要功能，一是学生毕业以后能不能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一毕业就是为了赚大钱，二是培养的学生毕业以后有没有一定的良知，这个良知就是能成为社会中重要的力量，比如成为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
在传统观念中，上大学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它不仅代表着个人知识和能力的提升，也是社会流动和阶层跃迁的关键。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普及，大学教育的价值和意义正在经历重新审视。一方面，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就业难、起薪低等问题，另一方面，社会对于专业技能和实践经验的需求日益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质疑：上大学是否还能改变命运？如果不能，我们是否还需要上大学？本期腾讯新闻《文话教育》高考季系列直播暨《人生AB面》节目邀请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西北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委员李勇、北京某重点中学教师张红和中国心理学会科普讲师方玲深入探讨大学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和价值，分析其面临的挑战，并探索个人发展的多种可能路径。
方玲：几位老师能否分享下个人的故事，如何理解知识改变命运？
陈志文：从我们那个年代来讲，知识改变命运或者说上大学改变命运是肯定的，那个时候上中职都可以改变命运。原因很简单，80年代全国本专科学生合计只有几十万人，而去年本专科招了1042万人，研究生招130多万人，现在这个年代说考上大学就能改变命运是不合适的，但80年代的确可以，因为现在我们大学录取分数线低，去年本科最低的线是285分，现在考不上大学反而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李勇：我自己的命运就是知识改变的，我初中毕业后读的中专，后来因成绩优异保送到了西北师范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学业，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获得博士学位。我出生于甘肃庆阳，庆阳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比较偏僻，我7岁的时候父亲病瘫在床，16岁的时候母亲病逝，当时上高中对我来说已经不现实，我就报考了庆阳师范学校（中专），在学校附近租了个房子，背起父亲去上学。我初中和中专的老师把我和父亲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报道，这个文章送到中国青年报，恰好陈志文老师是编辑，他帮助了我，当时这篇文章引起了轰动，我和父亲的故事还被拍成了电影《背起爸爸上学》。所以就我的个人经历来讲，我觉得人生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上，都是通过不断的学习知识走出坚实的每一步，吴军博士在《大学之路》这本书里有一句话我很赞同，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的优劣无关紧要，笑到最后的是一直在跑的人。
张红：我是从江西省的一个小山村里面走出来的，我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那个时候在村里还没有特别意识到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去读大学，只不过是在学习中，自己会努力一些，当然再回看这个过程，确实会让我感觉到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我当时其实没有很明确的规划，高考之后我就去小卖部当售货员了，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录取，所以就直接去工作了，如果说当时我没有拿到通知书，我也不知道我会在哪里，不会看到不一样的人，不会有更开阔的视野了。
方玲：我也是80后，就知识改变命运来说，我们80后可能承受来自父辈、来自社会，包括来自学校的期望值都挺高的。其实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红利，也有每个年代的难处，每个年代都有对每个年代不同的解读，但是关于青春和奋斗的美好回忆都在我们心中。
方玲：从历史角度看，大学教育如何改变个人命运？
陈志文：不同时代对高等教育的定位是不一样的，过去我们是精英教育时代，1999年大扩招后，就从精英教育时代走向了大众化时代，现在进入普通化时代。2001年的时候，只要是个大学生，基本上还是能改变命运的，到了2008年以后，我们的招生量到了一个量级上，经济增速变慢，就业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时候关于“上大学能不能改变命运”的各种声音就出来了，但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跟时代有关系，当人人都能上大学的时候，如果说我是个大学生就能改变命运，这也是不现实的，关键还是你是不是最优秀的那一拨人、是不是在持续奔跑。那些早期上了大学就能改变命运的人，都是特别努力的人，所以真正的命运改变，不是有没有上大学，不是读了什么专业，而在于你有没有持续奔跑，只要我们持续努力，那么不同的时代给我们的机会实际上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
李勇：孔子有3000门生，孔子培养的学生不仅仅只是为了教学生谋生。孔子有个学生叫樊迟，他问老师说，我想跟您学习种庄稼，孔子说你不要跟我学，我不如老农；樊迟又问能不能跟您学习园艺，孔子说我不如园丁。从孔子的时代发展到现在，我觉得很多好的大学其实也在坚持这个观点，本科期间并不是完全去培养一个职业类的学生，本科期间主要培养通才，研究生阶段培养专才，本科毕业就想要找到一门工作，我觉得肯定不够，本科阶段仅仅从个人的思想观念上做到了一些改变，职业技能还有较大差距。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在《大学的理念》一书中强调，大学生在学校里面，除了学习知识之外，彼此交流学习，成为朋友这才是最重要的。纽曼在一次演讲说，假如有两种大学，一种是只有老师管着修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另一种是没有教授、没有考试，而是让年轻人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学习三四年的大学，如果让他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的话，他一定选择后者。因为和这么多聪明的、求知欲强的、有同情心且目光敏锐的人们待在一起，人人都会成长。所以能不能让一个人持续不断的往前走，基础素质是最重要的。
方玲：我是80年代的，我们那一代人的父母总是跟我们说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一个好大学，才有好的生活，我们那个时候，专科生也会被称为天之骄子，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的求学渠道越来越多元化，但就刚刚过去的全国高考来看，社会对高考还是空前重视的程度，无论是家庭和社会，对大学教育的期待还是很高的。
方玲：怎样看待家庭和社会对大学教育的高期待？
张红：家庭和社会对大学教育的期望是多元化的，第一，希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还要培养人文素养，这是个比较大的期望。第二，提高就业能力，需要有人才进入到社会中去。第三，社会责任感，我们国家的整体发展，非常需要后一辈人的支撑。所以家庭和社会对我们大学教育有全面的期待和要求，特别体现在教育质量、社会责任和经济贡献等方面，大学还要平衡各方的利益，然后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陈志文：我们高考越来越夸张，现在叫全民高考。高考在中国有极其特殊的象征性意义，它不简单是教育，实际还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代表我们极其重视子女的教育与发展，而且还隐含了公平公正，这是社会的第一大公平，事实上，高考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我们社会阶层流动的重要通道，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高考改变命运。
方玲：其实高考是一个分水岭，从基础教育到专业化的教育的一个分水岭，大学教育在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方面，也是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的。
方玲：如何看待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在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方面扮演什么角色？
李勇：我觉得大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普通大学，还有一类是职业类大学，它们的培养理念是不一样的。普通大学在本科阶段，最主要的目的还是通识教育，并不是来培养技能型的人才，很多课程设置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比如领导力、合作能力、社交能力、团队精神、拼搏精神等，这些在本科期间都是很重要的能力。本科教育有两大主要功能，一是学生毕业以后能不能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一毕业就是为了赚大钱，二是培养的学生毕业以后有没有一定的良知，这个良知就是能成为社会中重要的力量，比如成为推动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这样的话，我们培养的学生可能未来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打工者或者工作者。
张红：大学教育让我感受很深的就是个人成长，我很荣幸从一个小地方到城市接受城市文化和环境的熏陶，我在大学的时候会有很多社交，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社交能力、领导能力、组织活动能力都得到了提升，也推动了我后来的职业发展。
对于学生来说，我也会通过各方面给他们一些好资源的对接和实践的平台，每个学生的特点不一样，根据他们的特点，我们会对接不同的资源。这样的话，相信他们在中学或者是以后的大学，能够更好的实现自己的目标，培养自己的兴趣能力，或者能够在某一个境界上，通过教育去享用生活。
陈志文：学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面就是——非知识性学习的成长，这就是为什么小学对于优秀的孩子一两年足够了，但还是要上六年，因为知识学习可以压缩时长，但是人生的成长没有办法压缩，他们在慢慢的成长，心智的成长、和人打交道的能力等各方面都在提升，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传统精英教育时代的大学，核心职能是教学习能力，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时代之后，学校分层分类了，各个大学的职能或重点就不一样了，有研究型大学，也有强调技能的应用型大学，面向社会需求去办学去培养相应的人才。
方玲：职业教育能否成为大学教育的替代选项？
李勇：我曾经考察过一个大专，发现现在的职业学院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把教育重心放在了专升本上，比较在意升学问题。不过总的来讲，我看到我们职业院校的发展还是非常好的，实践设施非常齐全，能够培养出行业所急需的应用型人才。但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怎么能够让全社会更多的人认可职业类院校。
陈志文：我们现在强调的大国工匠，就是高层次的技能性的人才，这件事是也是个系统工程，大家不愿意上职业学校，原因很复杂。德国的职业教育非常发达，即双元模式，企业直接参与培养人才，因为企业最清楚要什么的人，它的基础是制造业，高端制造业非常发达，按十年前的标准，德国的高端制造业绝对是全世界遥遥领先，正因为这种产业的支撑，产业需要优秀人才，即所谓大国工匠，给的薪酬也非常高，社会地位也很高，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方玲：大学生目前就业难，起薪低的问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吗？这种现象还会持续存在下去吗？
陈志文：起薪低这件事没有绝对的对错，它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如果没有门槛，它必然是低的，没什么利润，谁都能干，必然是低的，一旦有门槛，必然是高的，现在薪酬最高的是搞芯片的，动辄一个月几万块钱起步。就业难是非常复杂的因素造成的，从绝对需求角度，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找不到自己期望的工作，这就是典型的结构性矛盾之一，期望值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自己能力与期望值之间的矛盾。当下大家都想进体质内，但容量是有限的。不能说进不了体制内，就是就业难。
张红：能力成长是一个特别大的因素，个人能力的话，我觉得普遍很多职业规划可能在个人能力方面，包括我们大学的设置上，甚至是我们整个家庭教育上，对职业规划其实是有一些缺失的。如果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把它变成我长期的职业规划，这样我在整个过程中就算碰到一些困难和障碍，也会更好的去应对。我们现在整体的经济环境是有一点下行，而且还蛮明显，经济环境下行也会对我们就业造成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们身边有一些岗位，很多大学生会免费来工作，甚至一年不要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人员选择上就需要应聘的人整体特别突出，才能获得这份工作。
方玲：就目前的大学教育而言，能否满足当前市场的需求？
陈志文：坦率地讲，我们教育部门一直在检讨这件事，今年3月份五部委发了一个文，就是对学科专业设置进行改革，定的目标是到2025年调整20%的专业，核心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压缩人文社科和艺术类，增加理工和农医，尤其是工科，另外就是淘汰老旧专业，增设四新专业，它本质就是尽量让大学更贴近社会需要。但我想提醒一点：学什么就干什么，干什么就必须学什么吗？很多人不是这样，大学非常重要的一个职责就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因为现在产业实在变化太快，有这些基础能力之后，我们可以迅速地迁移到行业。
李勇：从大学的微观角度来看，学校确实一直在调整，比如前几年西部某所师范类大学差点把计算机专业砍掉，据说2024年又开始大力发展工科了，这可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政策的调整，计算机专业以前在师范类学校不太受重视，现在已开始受重视了。以西北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为例，我们计算机学院目前已合作签约了11家IT企业，积极的把本科生、专业学位研究生送到企业去，虽然在企业待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能让学生感受到企业和社会真正的需求。目前大学的学科设置到底合理不合理，合适不合适，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但肯定是有需改进的地方，也的确在不断改进。
张红：我也是期待能够跟市场需求更加紧密的对接，在这个基础之上增强实践。在刚才提到的能力问题上面，我觉得实践是一个很好的融合桥梁，所以在实践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去促进跨学科的一些学习和教育。同时也期望我们师资队伍更好的转型，然后在教学方法上，甚至是技术整合，包括计算机方面能够提供一些个性化的反馈、研究、评估、监测等一个整体的、系统化的促进。
整理：陈艳博
审核：Judy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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